他年屆花甲，一頭華髮，聲如洪鐘，身量高大，講得一口流利國語。那年是 1974 年，我讀一年級，他是第三年快畢業的學兄，這是我對郭伯伯的最初印象。
1976 年我與幾位同學一同到泰北實習 3 個星期。在快要離開泰北時，郭伯伯問我：「畢業後會不會到泰北宣教？」我回答：「我要留在香港回到自己教會事奉。」那之後郭伯伯也就沒有再與我聯繫了。在 1979 年，我忽然接到郭伯伯從泰國寄來的信，邀請我參加中福團香港執事委員會。雖然直到現在我也不知他怎會突然想起我來？不過我還是答應了。因為當年暑假在泰北三星期的宣教學習，使我對泰北有一份情。
參加這個執委會後，我才發現是個禱告多於議事的行政會議，每 2 星期一次為泰北事工禱告。因未辦到長期工作簽證，郭伯伯每幾個月便需回香港。而每次回來，禱告會更是熱鬧。大家聆聽郭伯伯的工作報告，一同認識觀看耶和華的作為，然後討論一番，然後熱熾的禱告，執委會也算舉行了會議。
最初，執委會主席和宣教士都是郭伯伯。後來泰北事工發展起來，郭伯伯又取得居留工作簽證了，大家便決定改組。郭伯伯擔任工場主任，而我成為執委會主席。禱告會與執委會開始在不同日子舉行。事實上，那時整個中福團的差派運作，全是義務的，日常事務並不多，但是決策性的項目幾乎都是關乎宣教工場的發展、策略、原則。
可惜「遠水不能救近火」，當年通訊困難，若要經過執委會開會議決後再送到泰北，已是明日黃花。所以大部份決定都是前線宣教士憑信心自己出主意，我們只有禱告交託。信件一來一回，就要花上 4 星期多，有時還會寄失，更什這些書信往來不一定能解決工場的問題。但卻能讓我們對宣教工場一些基本的運作、困難及無奈都有一番了解。另外我每年都會到泰北工場探望當地同工的實際情況，這更有助深入了解工場的實際情況。
1981 年某一天，郭誠牧師來信說泰國政府要實行宣教士名額的限制，以後若要增派宣教士入境，會有困難。信中問我要不要去泰國宣教。我經禱告後，就寫信告訴郭牧師：「我來。」他卻回信說：「我早前已把你的名字送進泰國宗教廳。」就這樣我就來到泰北宣教。其後郭伯伯退休，我便負起工場的責任。
在宣教工場的日子，更讓我再次認識到「遠水不能救近火」的困境。又發現許多時候信件並不能跨越地域的鴻溝、文化的差異，常對時機的掌握，失諸交臂。我們作宣教士的應該努力溝通，多方報告，忠心交代。但是不少時候，地域文化的差異，處事方式不同，宣教士與差會需要額外的共同努力，締造一個合情合理、平衡進取、務實創新的空間，讓我們可以進退有據，足以讓神在我們中間顯彰祂奇妙而出人意外的作為和帶領。
1986 年我離開工場，往美國福樂神學院進修。進修期間，我看見北美華人信徒集中之地區，擁有豐富人材資源，在普世宣教使命上，更樂意積極參予，於是在進修之餘，鼓勵當地教會及信徒投身華人差傳運動，召募宣教士、匯聚各樣資源，以服侍普世華人及福音未及群體。中福團先後分別在美國和加拿大立案註冊，成立董事會，策劃及推動宣教事工。1992 年被邀請出任總幹事。1993 年於福樂神學院畢業，獲宣教學博士學位。
中福團在 1997 年走向國際化，以「一個中福，多元發展；不同地區，同一使命」的方向在主裡團契配搭。「國際化」對中福團來說，表示我們的宣教士雖然都是華人、懂華文、講不同口音的普通話，但是他們來自不同的差派地區，在工場上組成團隊，在「中福團的宣教理念與事工哲學」的認同下，一同為完成大使命而努力。
今天，中福團仍然持守起初的使命，為要達成四個目標：( 1 ) 在福音未及之群體中開荒佈道；( 2 ) 建立教會，以致他們能成為不需要外來的幫助，能夠負起自己責任的教會；( 3 ) 訓練門徒，好讓新興教會的信徒生命成熟，愛主侍人，他們得到良好的聖經教導，將所孚融合在生活與事奉中；( 4 ) 服侍社群，我們認識到，愛心不足傳福音的手段，我們關懷服侍社區的群體，是因為耶穌基督愛我們，所以我們按著基督的愛心自然地去關心他們。
願意在未來的日子，繼續努力，與各主內差傳伙伴共同配搭，完成使命。我們願意學習成為一個優質的差會，在差傳教育與訓練、在宣教差派與傳揚、在福音需要的分享與推動等，更上一層樓。我們希望能夠更積極的與個別信徒、堂會、差會、神學院、福音機構建立更緊密的福音伙伴關係。
